在香港电影的极盛时代，不仅涌现出大量风华绝代的天王巨星，更孕育了无数各显神威的幕后强人，他们彼此合作、默契相通，联袂打造出无数经典电影，一度称霸亚洲，扬威国际。

毫无疑问，王家卫、杜琪峰、许鞍华、徐克等人是幕后群英中的佼佼者，直到如今的各大影展仍少不了他们的身影和作品。但是，如果认为这几人便代表了香港电影，那便大错特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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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电影的辉煌所在，并非艺术的登峰造极和商业的空前繁荣，而在于数量的爆炸、产量的惊人、题材的突破、类型的丰富、想法的奇特等等，主打一个——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。

真正的港片不仅是王家卫的灯火阑珊、杜琪峰的命途无常、吴宇森的英雄无泪、徐克的侠骨柔情，更有林岭东的风云激荡、麦当雄的男盗女娼、王晶的低俗喜剧、邱礼涛的极度变态......

当然了，还有林德禄的鸡鸭恋不休，舞男情未了。

林德禄何许人也？出身无线训练班，王天林座下弟子，钟景辉得意门生，林岭东、杜琪峰、赵仕裕、王晶等人皆是他的小师弟。身为大师兄的他，圈内名气一般般，江湖地位非常高。

当年风月欢场片的竞争格局，不外乎麦当雄、王晶、林德禄、钱永强四大流派。

麦当雄曾制作《靓妹仔》《停不了的爱》《尽诉心中情》《午夜丽人》《月亮星星太阳》等大量欢场经典；王晶打造过《夜生活女王》《红灯区》《庙街故事》等不少风月佳作。

林德禄曾炮制《应召女郎》《女子监狱》《香港舞男》《舞男情未了》等写实之作；钱永强和侯永财跟风生产《爱在黑社会的日子》《风尘三女侠》《等爱的女人》等冷门杰作。

四大流派中，麦当雄狠字当头，王三日俗不可耐，钱永强难经推敲，唯有廉政公署出身的林德禄，真正站在社会问题和人文关怀的立场，给予了香港舞男和应召女郎最大的体面。

1987年，刚从廉政公署离职的林德禄，接到曾志伟的邀请，翻拍龙刚的作品《应召女郎》。当时，林导迷惑不解：“大哥，为什么找我？我都没去过club，夜总会，我不懂。”

是啊，为什么要找林德禄这个公务员拍风月片？这种行为和找麦当雄拍抗日神剧有什么分别？对此，曾志伟回答道：“就是要找你这些写实派的，不然我找那些鸡丛的导演拍吗？”

见面后，曾志伟和林德禄讲述剧情，并给他时间做市场调研。在朋友推荐下，林德禄亲自下场夜总会，和应召女郎谈心事，与风尘男女聊人生，在堕落的表象下寻求艺术的自拔。

经过一番道德的感化，眼见对方马上就要从良上岸，林德禄旋即提裤走人。回去后，他正式开拍《应召女郎1988》，并对曾志伟说：“现在没有逼良为娼了，只有诱良为娼。”

什么叫专业？这就是专业。就连见惯世面的奖门人都不得不服：“衰仔，你真的有做过资料搜查哦！”

聊完剧情再定角色，张曼玉、冯宝宝、吴家丽、陈奕诗等几个主要角色的故事均参照真实案例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当时的副导演赵良骏，若干年后执导了吴君如主演的《金鸡》。

《应召女郎1988》上映后，票房轻松过千万，林德禄成功打响第一炮，并在影坛引领了一股应召片浪潮，向华胜的《火舞风云》和麦当雄的《月亮星星太阳》先后跟风而至。

《应召女郎》过后，林德禄又乘胜追击，跟风师弟林岭东，进入真实女子监狱，开拍了另一部女性向的社会写实片——《女子监狱》，郑裕玲、夏文汐等当红花旦争相出演。

林德禄说：“《监狱风云》卖钱了，林岭东是我师弟，他哥哥南燕写的剧本，我借来他哥哥写剧本，就有了这部《女子监狱》。那些女明星抢着演，因为《监狱风云》票房高。”

《女子监狱》上映后，再次斩获千万票房。当时，正值鼎盛的香港影坛，虽然千万票房实属稀松平常，并不值得讶异，但是这两部电影，真正奠定了林德禄在业内的特殊位置。

1992年，林德禄又续拍了《现代应召女郎》，由冯宝宝、张曼玉、罗美薇、刘嘉玲、周慧敏、陈宝莲等群星领衔，该片再次关切妓女群体的生存现状，娱乐性和教育性十足。

可以说，香港影坛最擅长拍女人的导演，除了区丁平、邱刚健、许鞍华、关锦鹏、王家卫，也多了林德禄这个名字。只不过他和麦当雄一样，更喜欢靓妹仔和坏女孩的故事。

KTV劲歌金曲《舞女泪》中，有这样几句词：有谁能够了解做舞女的悲哀？就算流着眼泪，也要对人笑嘻嘻。来来来来跳舞，脚步开始摇动，就不管那人是谁，人生是一场梦。

林德禄和其他导演的不同之处在于，他不仅懂得做舞女的悲哀，更理解当舞男的痛苦。在拍摄《应召女郎1988》时，林德禄就发现，舞男同样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社会群体。

舞男，又称“男妓”或“牛郎”，这个产业在台湾发展得更加成熟。拍完《应召女郎》后，林德禄带着爱将任达华远赴台湾，深入考察舞男市场，以寻求创作灵感。据他所说：

“台湾牛郎吧不是公开的，他们的招牌在这边，店在对面。那些男生真的很漂亮。他们见到一个客人，五分钟之内就能知道对方的喜好。女性胸围他们也懂，跳舞唱歌都会。”

和老板聊舞男市场行情的时候，老板娘建议任达华亲自进来做鸭，仅需体验两周，便可窥测行业全貌。一旁的林德禄主动请缨：“我来的话可以吗”，老板娘的回答颇为伤人——

“你来三天就可以了，因为没人要。”

当时，正值电影分级制度推出，影坛风气空前开放，经过一番深入虎穴的市场调研，林德禄决定效仿《美国舞男》，开拍《香港舞男》。

为了拍摄该片，林德禄卖掉了在杏花邨的房子。如果电影赔钱，他要马上还给投资方。他笑言：“导演卖房子拍电影，我算是最早一批。”

开拍前，林德禄在尖沙咀酒店开了一间房，找了一些舞男上来，叮嘱其说：“我们不要你做，想听你讲，钱先付给你，就跟他们聊天。”

你们是怎么样的人？为什么当舞男？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？原则在哪里？底线在哪里？家庭住址在哪里？诸如此类，等等问题。

听完真实情况后，林德禄感到意外。有的舞男担心自己不好看，有的舞男面临同性恋的压力，有的舞男只是觉得这个职业好玩，想试试看。

总之，就是应了托尔斯泰那句名言：“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。”我们每个人，都将奔赴各自万劫不复的人生。

投射到《香港舞男》中，当红舞男任达华、过气舞男万梓良和健美舞男郑浩南各有苦衷：任达华因不接男客而得罪了姐姐上司，姐姐受累成为终身残废，自己亦遭群殴、险些被阉。

万梓良则体虚发福、雄风不再，于他而言，在儿子面前维持父亲的尊严，是活下去的唯一理由；郑浩南年轻力壮，为了与女友移民国外，不惜卖身赚钱，阴差阳错卷入一宗谋杀案。

《香港舞男》和《应召女郎》一样，回避情色元素，着重社会写实，深入刻画舞男群体面对的社会压力。加上林德禄将剧情铺排得跌宕起伏、噱头十足，上映后再次收获千万票房。

电影上映后，不仅在影坛刮起一股舞男风，香港本土的舞男酒吧也渐渐开起来，有的舞男还会请林德禄去开业剪彩。另一边，该片在台湾遭到了封杀，理由是：破坏社会善良风俗。

对此处理，林德禄忿忿不平，一边在台湾上诉，一边跑回香港查资料，只为还自己和电影一个清白：“男妓是从西方来的，不是我创作出来的，对社会应该有一个警醒的作用。”

“社会发生什么，我们就可以报道什么，一个文明社会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。”

《香港舞男》过后，林德禄和唐基明合作，续拍《鸡鸭恋》；加上全明星赈灾大片《豪门夜宴》的推波助澜，任达华的舞男形象更加深入人心，观众恨不得走出影院，直奔鸭店。

舞男最大的客户，不是富婆也非阔太，居然是同在一片屋檐下的是舞女。收工后的舞女，经常找舞男来服侍，以缓解精神压力。在这个互相排遣的过程中，不免会擦出爱的火花。

《鸡鸭恋》讲述的正是这样的爱情故事。据林德禄透露：“鸭也是这部片开始叫出来的。我去找妈妈桑，问她们女的叫鸡，那男的有什么叫法，她说女的叫鸡，男的就叫鸭咯。”

由于《鸡鸭恋》票房不俗，林德禄于1992年开拍续集《舞男情未了》。只可惜《鸡鸭恋》的导演唐基明与他分道扬镳，为别家公司开拍了另一部舞男片——《与鸭共舞》。

有趣的是，《舞男情未了》和《与鸭共舞》两部片，皆由任达华和叶玉卿主演，形成双鸭争霸的影坛奇观，像极了李丽珍和潘震伟的《蜜桃成熟时》《爱的精灵》同期斗艳。

林德禄的《香港舞男》《鸡鸭恋》《舞男情未了》，加上唐基明的《与鸭共舞》和叶天行的《星期五之舞男》，共同组成“香港舞男”系列，任达华借此建立了自己的江湖地位。

在拍摄《应召女郎》《香港舞男》的时候，香港已是一个待变的时代，这座城市向哪里去，没人能预料。这两个电影系列的剧情结局均不圆满，写实气息浓厚，警醒作用强烈。

如林德禄所言：“如果他们做这行做得很开心、很满意，那不是鼓励观众去做舞男吗？”

电影要反映现实，更要引人向善，林德禄难得在二者之间取得了巧妙平衡。从艺术角度和社会层面来看，他也绝对称得上是一位有水平、有高度、有良心、有道义的电影作者。

香港舞男和应召女郎，他们出卖了可以出卖的一切，只留下了继续生活的勇气，在浮沉欢场中展现了不一样的香港精神。